偏居一隅的镇海,为何能成为中日韩三国贸易的中心?
| 招商动态 |2017-01-13
镇海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赵光义发布了一道诏令,将原本位于杭州的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迁往甬江入海口的定海县(今镇海)。这一道诏书一举让镇海成为了中日韩三国贸易的中心,从此来自高丽(今朝鲜半岛)、日本、大食(阿拉伯)等地的商人纷至沓来,来自高丽的人参、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书籍,来自东南亚的红蓝宝石、象牙。都在这里交易后,运送到东亚,东南亚的各个角落。尽管不久后市舶司迁往明州,7年后朝廷又恢复了杭州市舶司,但都没有动摇镇海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而此时,距离吴越王钱镠在甬江口建立定海县(镇海)仅仅过了80余年。为什么镇海能如此快崛起,成为古代东亚贸易中心?
一切的因缘都要从大唐王朝末期的乱世说起,在安史之乱之后,曾经强盛的大唐帝国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困境之中。而爆发于878年的黄巢起义,则给了唐王朝致命一击。在879年,黄巢军攻克广州,破城之后在城中大肆烧杀抢掠,广州——唐王朝治下最繁华的海外贸易港口因此元气大伤。
黄巢起义给了日渐衰微的唐王朝致命一击
但同为唐代四大海港之一的明州却在战火中幸存了下来。在黄巢军进攻浙东之际,当时的镇海军右职,后来的吴越王钱镠依靠着计谋,挫败了黄巢军进攻杭州的企图,使得浙江大部免于战火。在唐末的乱局中,钱镠又成功击败竞争对手,控制两浙,最终被唐王朝册封为吴王,并在唐王朝灭亡后建立吴越国。依靠着高超的外交技巧,吴越国成功的在五代十国的乱局中生存了下来,并成为了五代十国中存在时间最长,政局最稳定,经济最繁荣的政权。
为了在强敌环伺的乱世中生存,钱镠没有受限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反而通过鼓励海外贸易的发展来充实国库,在其治理下的浙江各港口,与契丹、日本、朝鲜等国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关系。明州地区越窑出产的瓷器,还作为出口的拳头产品,畅销海外。公元909年,钱镠巡视明州,在甬江入海口建立了望海镇。一座小城的商业传奇,由此开始。
2015年 在镇海九龙湖三圣殿水库发现宋代明州越窑遗址
钱镠因其开发浙江,保境安民被后世的杭州百姓所怀念
一个地方的发展,有时既需要当地人民的奋斗,更需要考虑历史的进程。如果说钱鏐的长袖善舞使明州在乱世中得以延续了唐王朝留下的繁荣,那么宋朝的到来,则终于让定海(镇海)作为宁波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幕后走向了前台。
公元975年,末代吴越王钱弘俶顺应大势,决定“纳土归宋”,吴越国全境被赵宋王朝和平解放。至此,名为五代十国的群雄格局时代结束。然而,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却像一片乌云,始终笼罩在宋代皇帝心头。强大的辽国,盘踞在北方,并占据了地势险要的燕云十六州,让宋代统治者如芒在背,却又无可奈何。为了保障京城汴梁的安全,北宋不得不不断扩展禁军规模。而为了安抚士大夫,宋代大量吸收各割据政权高管留任在官僚系统内,同时扩大科举规模。这导致了宋代官僚机构的急剧扩展。冗官冗兵,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宋辽对峙形势图
而商业与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让宋代统治者看到了扩充税源的希望。因此,在整个宋代,朝廷对商业和海外贸易异常宽容,他们默许甚至鼓励海外贸易的发展,同时通过垄断关键环节从海外贸易中抽税,以弥补财政的亏空。以此为背景,宋朝政策采取了堪称中国古代最激进的海外贸易鼓励政策——中央政府派出使者,到周边国家“招商引资”,鼓励其与北宋进行朝贡贸易,允许外国客商在中国长期停留居住,允许客商与中国女子通婚,在特定区域聚居,并赋予他们自治的权利。
如今的开封夜市
而自秦代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宋代被逐渐松绑,商人子弟也逐步被允许参加科举。在宽松的政治氛围下,宋代的商业逐步走向繁荣:唐代居住区与商业区相互分离的城市格局被打破,城市和商业逐渐融为一体;城市宵禁政策形同虚设,城市夜市空前繁荣;工商业人口大量增加,汴梁城市人口突破十万。而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北宋时期,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一亿大关。在一片繁荣中,定海(镇海)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清明上河图直观反映了北宋城市的繁荣
水到渠成,或许是形容宋代定海(镇海)崛起原因最恰当的词汇。
论地理位置,位于甬江出海口的镇海是海运转内河航运的最佳中转站,海运船只在这里停泊休整后可以直接经甬江——浙东运河直通大运河。
如今的浙东运河
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出海贸易的风险极大。但经过唐代以来各路商人的探索,至宋代,明州至朝鲜、至日本的航海线路已经日趋成熟。商贸船只从招宝山出海之后,可以利用一系列外海岛屿作为航标和跳板,作为安全地在三国之间来回穿梭。而当地官府为了促进贸易,还积极参与对遇险外商的救济,甚至会对他们的损失进行适当的补偿。南宋淳熙、 嘉泰年间,一些日本商船遇台风漂流至明州(庆元),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
宋代帆船的模型
而论配套设施,当时的明州——镇海一带已经是全国造船业的重镇。从北宋前期开始,明州就设有官营造船场, 所造船只主要用于国家漕运、出使以及海防所需。据《宋会要》载: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 ~ 1021 年)明州造船只有 177 艘 ,到哲宗元祐五年(1090 年),明州官营作坊所造船只额定年产 量已达 600 艘,跃居全国第一。而宋神宗时期,明州造船厂为出使高丽的使臣建造了两艘神船。据推测,这两艘船排水量超过1500吨,吃水深,抗风浪能力强,成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先进的船只。
万斛神舟
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定海(镇海)异军突起,元丰元年(一〇七八),朝廷派遣安焘、陈睦乘坐万斛大船,自定海起航出使高丽,并特建航济亭于县城东南,为高丽使者往返迎送赐宴之地。据史料记载在之后五十余年间,航济亭共接待高丽使团十四次、宋使四次。航济亭建立,正是当时镇海高度发达海外贸易的一个缩影。
1130年,金军南下,宋高宗赵构从甬江口出海,慌忙出逃。而航济亭也在这次战乱中被焚毁。但镇海贸易大港地位并未被动摇。2009年,在镇海区人民政府和LG集团的共同努力下,阔别镇海800多年的航济亭得以重建。它像一座纪念碑,像过往的船只和行人诉说着镇海这座城市从沿海滩涂到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光辉岁月。
航济亭.杨清悦图
“周五小游戏”活动本周关键词:航济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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